美国妈妈呼吁带薪休产假——我们的国家是全球仅有的没有带薪产假的两个国家之一! 特写

撰文：Suddath

编辑：汪吕杰

翻译：杜然

“我们的政策还是‘广告狂人’时代制订的，那会儿是爸爸工作、妈妈在家。但这已无法反映出美国劳动人口的现状”

蕾蒂·卡米雷(Letitia Camire)到新单位上班一周后，发现自己怀孕了。那是2011年，她刚到联合磨具(United Tool & Machine)当办公室经理，这是一家位于波士顿郊外的家族小企业。她的年薪是3万美元。卡米雷上班没多久，就跟同事打成一片。她的老板——也就是这家企业的所有者和总裁，开始问及她长期的职业目标。“他们似乎非常家庭式。”现年32岁的卡米雷说道。

随着晨吐反应越来越厉害，她感到需要让这些新的工作伙伴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天上午，她走进总裁的办公室，关上门，告诉他自己怀孕了。这时她入职仅几周时间。

“他脸色马上就变了，”她说，“他的第一句话是，‘你还在90天的试用期吧。’都说这么直白了，我当然明白他什么意思。”几周之后，他们让她走人。公司表示因为企业要重组，但她认为这是鬼话。根据《1978年妊娠歧视法》(1978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ct)，员工因为怀孕而被开除或者降职是非法行为，不过她也知道，歧视是很难证明的事。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受理了佩吉·扬(Peggy Young)一案，她是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UPS)的员工，在告诉单位自己怀孕，无法拿起重量超过9公斤的包裹之后，被迫无薪休假。由于UPS关于工伤以外原因所导致的失去工作能力员工的安排是不分性别的，所以扬的官司在地方法院输了。最高法院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判决。“我没有财力去打官司。”卡米雷说。联合磨具表示，卡米雷之所以要走人，是因为她的那个职位没有了，当时总裁也并不知道她已经有孕在身。

卡米雷很快就发现，带着身孕参加求职面试真的很尴尬。

虽然还看不出来已怀孕，但她还是主动告诉了招聘者。“我只是不想浪费彼此的时间。”她说。幸运的是，总部位于以色列的电子公司Orbotech毫无顾虑地将她录用。由于卡米雷是新员工，所以她不能享受短期失去工作能力保险——许多公司都拿它当作准许休产假的变通之道。所以，她只能用自己的病假和年假，靠丈夫的工资休了9周无薪产假。“我们很多东西都用信用卡来买。”她说。他们舍不得下馆子，超市购物压至最低限度，尽可能地少开车，甚至暂时停止了退休储蓄。“从经济上考虑，我或许应该早一点回去工作。”卡米雷说。但是，她在附近找不到可以照顾小宝宝的托儿所。

她的经历并非个案。除非你所在的单位自愿提供，美国是没有带薪产假的（仅3个州除外）。《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FMLA)允许每年最多休12周的无薪假，不过它只适用于员工人数不少于50人的企业中那些全职员工。FMLA覆盖了约半数的美国就业者。而自由职业者、合同工、创业者、在小企业里工作的人所构成的另一半，则只能靠自己了。带薪假更是少见：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字，仅12%的劳动者享有这份待遇。

这个消息令很多年轻女性感到震惊。“等等，你说什么？”33岁的凯思琳(Kathryn)在发现刚加入的那家位于纽约的初创媒体不提供产假时，惊呼道，“我以为这是法律规定的。”

绝大多数新妈妈的年龄在20到30多岁，也就是说她们成长于最高法院法官、政客、宇航员中都有女性身影的时代。拿到大学学位的女性多过男性，在职场中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她们选择职业时哪里会想到要孩子会造成金钱上的损失。近三分之二子女不足6岁的女性在工作，这个数字与她们上一代相比多出一倍。

“我念了大学，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之后结婚生子，以为产假是理所当然的。”盐湖城31岁的工程师安娜丽莎·斯潘塞(Annalisa Spencer)说道，她有3个孩子，生第三个的时候没有产假。“没人跟我说过会是这样。”

2013年，代表纽约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柯尔丝滕·吉利布兰德(Kirsten Gillibrand)提交法案，要求雇主向新爸爸新妈妈们提供3个月的带薪假（拿66%的薪水），但这项名为《家庭法案》(Family Act)的议案，在国会已经搁置了一年多。即使获得通过，它也不可能完全修补好一个将劳动人口中如此庞大的群体逼入困境的制度。在一个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5.3万美元的国家，66%的薪水也许根本不足以养活一家人。但《家庭法案》将极大地改变许多美国劳动者的生活。女性挣得比男性少的一个原因——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男性每挣1美元，女性仅挣84美分——是她们集中在收入更低的领域，或者工时更短的岗位上。当然，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女性在收入上与男性几乎没有差异。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场进阶（或原地踏步），差异开始扩大。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坎，似乎就出现在她们开始有孩子的时候。

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全球只有两个国家的职业女性不享有带薪产假，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美国也落后于78个父亲也可以休产假的国家。母亲被迫过早地回去工作，会给儿童带来很多影响。她们若是休产假，更有可能采取母乳喂养，可以到医院做各项检查。研究发现，休了一个多月产假的女性，在生育一年之后，取得了更高的收入增长。

在美国政府没有行动的情况下，一些州先行一步。目前有5个州通过残疾人保险项目向新妈妈支付工资。2004年，加州通过了美国第一个带薪产假法，该法适用于母亲和父亲。新父母最长可以休6周产假，并可以拿到现有薪水的55%，周薪最高可达1000美元。之后，新泽西州和罗得岛州也通过了类似法律。

相关政策因行业和薪酬的不同，有着极大差异。美国劳工统计局针对商业、管理和金融工作者的调查发现，26%的人可以休带薪产假。在硅谷，许多企业为了吸引人才，新父母可以休产假。Facebook向所有员工提供4个多月产假。谷歌(Google)向母亲提供5个月产假，父亲或者收养孩子的父母可以享受3个月的假期。几年前，当谷歌注意到许多新妈妈会辞职的现象后，就制订了这项政策。在把产假延长了两个月，并提供全薪之后，离职的新妈妈数量减少了一半。

一些历史悠久的公司，同样也有宽松政策。高盛(Goldman Sachs)向员工提供4个月的带薪产假，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向母亲提供两个月产假，向父亲和其他类型的父母提供两周假期。女招待和售货员的运气则没有那么好，服务行业仅6%的从业者有产假可休。这意味着，对为人父母的适应、照顾新生儿成了少数人可以负担得起的奢侈。“我们的政策还是‘广告狂人’时代制订的，那会儿是爸爸工作、妈妈在家。但这已无法反映出美国劳动人口的现状。”2002年曾起草Boies, Schiller & Flexner律师事务所产假政策的吉利布兰德说道。

最近，一些公司也开始向父亲提供产假。此举可以降低雇主不愿雇用年轻女性的可能性，而且迎合了新爸爸也需要休产假的理念。自加州10年前施行该政策以来，男性要求休产假的人数逐年增加，已占休产假总人数的26%。通常情况下，男性产假比女性短很多，往往是一两周。随着孩子的成长，送托儿所和请保姆的费用开始挤占家庭收入，这也会促使父母中的一方做兼职工作或者干脆辞职在家。即使在今天，辞职在家的也往往是母亲。

在绝大多数地方，只有母亲享有产假，在生了孩子之后，母亲才可以获得短期失去工作能力保险。斯潘塞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得到了6周的半薪产假。在生第三个孩子之前，为了节省送孩子去托儿所的费用，她改做兼职，根本没有产假可休。“我是按小时计薪，所以不干活是没钱的。”她说。她的最后一个产假是在家庭工作中度过的。

甚至是那些身居高职位的女性，也不知道那些五花八门的制度该怎么用。“我有3个月的带薪假，有46天是没用掉的休假，然后是加州规定的6周产假，但不知道它是否可以跟我的休假一起使用。甚至不知道产假在哪天结束。”旧金山的民事诉讼律师珍妮特·巴泽雷 ( Jeanette Barzelay)说。

根据加州的带薪产假法，她可以休产假。虽然这个制度令人犯晕，但巴泽雷还是休了一个长假——长达6个月，还拿了部分薪水。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那些生活在加州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44岁的科琳(Colleen)是一个说话如连珠炮的电视导演，她在2008年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并没有用到加州的带薪产假，因为它并不能保证你休完产假回去还有工作。多年来，她一直每周工作65-70个小时，合作对象都是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和尼克洛迪恩(Nickelodeon)这样的制片公司。她的工资很高，但与好莱坞的绝大多数制作人员一样，她的电视节目制作合同都是按周签的。由于是合同雇员，所以《事假和病假休假法案》不适用于她，加州的带薪产假法倒是适用，但它并不会强令制片公司为她保留工作。“有种不成文、心照不宣的想法，就是你随时可能会被人替换掉。”她说。所以，当一家电视制片公司要求她剖腹产3周后就回去工作时，她不得不露面。

吉利布兰德的法案将适用于所有企业，它让像卡米雷那样的人不用再通过刷信用卡来预支生活费，像科琳那样的人不用做完剖腹产就回去工作。它也适用于父亲、养父母、同性婚姻父母，他们假期的薪酬按照新的工资税来纳税（税率为工资的0.2%）。

该法案得到了全美妇女和家庭联盟(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Women and Families)以及小企业联盟(Small Business Majority)等团体的支持。美国商会(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和全美餐馆业协会(National Restaurant Association)等传统上一直反对带薪产假的机构，截至目前还未出面表示反对。不仅如此，调查还显示，带薪产假得到了不同政治立场的男性与女性压倒多数的支持。

既然如此，《家庭法案》为何还停顿不前？吉利布兰德表示，这是因为国会认为它的重要性还不够。“议题搁置在那儿是因为很多国会议员从未受过这样的困扰。”她说，80%的国会议员是男性，而且过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他们并非家里的主要看护者。绝大多数国会议员都很有钱，能够请得起佣人，养得起妻子。”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liton)也承认自己虽然支持带薪产假，但这是一场美国并未准备好的政治战。“从政治角度看，我认为我们还无法令其通过。”她去年6月在通过CNN直播的一次会议上说道。

华盛顿不会永远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这个问题不容小觑。”全美妇女和家庭联盟的总裁德布拉·内瑟(Debra Ness)说道。在过去的10年里，内瑟在提及雇主在年轻夫妇开始养育孩子时不提供支持的时候变得越来越愤怒。“在下一次大选中，这会成为一个话题，”她说，“沉睡的巨人正在醒来。”

加州的带薪产假法在获得通过之前，受到了制造行业和小商业协会的激烈反对，它们认为对于那些只有几名雇员的企业来说，休假6周实在很棘手。加州商会称之为“工作杀手”。为了通过这项法规，州议会同意通过针对人们的工资而非企业征税的方式来提供资金支持。最后，201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91%的加州企业主声称，这项法规对于企业的盈利能力有帮助，或者是没有什么影响。全美经济研究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也发现，加州依据该法可以休产假的、从事低收入工作的女性是之前的3倍多，休完产假回到原工作岗位的人数也变多了，而且工资在休假之后出现了增。“似乎没有报告显示这对加州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我还没有看到明显负面影响的证据。”弗吉尼亚大学的公共政策及经济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鲁姆(Christopher Ruhm)说。

吉利布兰德的法案是一个影响广泛的法律，用独立妇女论坛(Independent Women's Forum)立场保守的总经理卡莉·卢卡斯(Carrie Lukas)的话说，它将“为每一个工作的美国人重写劳动合同”。卢卡斯是反对这个法案的，因为“担心它将改变女性的就业前景。它看起来性别中立，但每一个雇主都明白，受益的是谁”。对于带薪产假的倡导者来说，这种观点很难接受，但她的这个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瑞典，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在讨论产假的时候，瑞典总是作为幸福的乐土而被提到。在那里，父母共享有16个月的带薪产假，其中两个月是专门留给父亲的，剩下的假期，父母可以在子女8岁前分配休完。政府会给休假的父母80%的工资，哪怕是自己单干的人。

“我们这儿安排得太好了。”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单亲妈妈克里斯蒂娜·丹穆斯泰特(Christine Demsteader)说。她经营着自己的通信公司，几年前生孩子时，她仍休了16个月产假。“我们只有一种可行的方法：女人休假一年，然后会去工作，孩子送进托儿所，”她说，“你没有其他选择。”

“可以理解，当了妈妈的女人没法做跟男人一样的职业。”她的朋友丽莎·吕德贝里(Lisa Rydberg)补充道。

虽然瑞典一直致力于推进性别平等，但根据瑞典政府的报告，男人收入仍比女人高35%。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Forum)的全球性别差异指数中，差异最小的前五名都是北欧国家，这些国家的女性首席执行官所占的比例，并不比美国财富500强企业中女性首席执行官5%的比例更高。“我只知道我比我的一个男同事晚提拔了3年，”吕德贝里说，“就是这样的。”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瑞典似乎把女性赶到了“ 妈妈轨道”(mommy track)上，这是一条为有孩子女性准备的行进缓慢、要求不高的职业道路。在美国，它往往被刻意伪装成语焉不详的“照顾者状”(caregiver status)，企业在向那些需要弹性工作时间的父母提供缩短的工时以及更少薪酬时，就爱用这个词。在学界，大学往往为那些休假生孩子的女教授暂停所谓的“任期时钟”(tenure clock)。这些政策也带来副作用，把那些受益于这些政策的人禁锢在了没有什么职业未来的位置上。

绝大多数的女性都试过避开这种状况。匹兹堡大学的一位生物学教授精心计划受孕，这样她就能在夏天生产，她本来在夏天就有无薪假。电视导演科琳曾试过在电视季之间要孩子，结果三次成功了两次。这种办法成功的前提是女人在希望怀孕的时候就能够怀孕，而且怀孕和生产过程都顺顺利利，小宝宝也不需要特别的照顾。“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窗口期要的孩子。”来自阿克伦的芭蕾舞老师凯特·利顿(Kate Lytton)说。利顿在7月生的孩子，休了6周无薪产假，因为那段时间无须授课。“她比预产期晚了一周，我还担心假期会不够。”

在没有寒暑假的行业，女性会推迟要孩子，直到提拔到资深职位后，再祈求好运，希望再生孩子不会太晚。“在法律界，女性的标准做法是，先成为合伙人，再考虑家庭。”西雅图博钦律师事务所(Perkins Coie)的合伙人切尔西·彼特森(Chelsea Petersen)说道。9年前她34岁，是事务所里一名中级律师，从职业角度上说，那会儿完全不适合要孩子。“你得拼命努力，证明你自己。但以我的年龄，不可能再等7年。”她说。在有了孩子一年后，有一次，彼特森累得精疲力尽，像婴儿一般躺在办公室的地上大哭起来。“那段时间忙得没好好吃过一顿饭，对自己好5分钟的时间都没有。”她说。经过这么多年，博钦律师事务所的产假政策已经把父亲也包括在内了，而且还为需要工作的父母建立了一个协助团体。不过，彼特森数了数，在她那个部门，就有10名女性因为工作占用太多时间而离职。据她说，自己是该事务所唯一的一个有了孩子、成为合伙人、又全职工作的女性。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彼特森那么拼。“我知道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希望我能积极向前。”科琳对我说。桑德伯格，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在她写的书《跻身：女性、工作与领导意愿》(Lean In:Women,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 )以及2010年的TED Talk上，都曾敦促女性即使知道自己很快会怀孕，也要毫无顾忌地接受提拔或者换新工作。“我认为这点子非常棒，”科琳说，“但我们情况不一样。因为从生物学上，女人怀孕这件事是改变不了的。”

幸运的是，在美国东拼西凑的产假和瑞典的长假制度之间，还有折中的做法——最好的例子就是加拿大。“与北欧国家不同，加拿大的税率与美国的税率并没有很大差异。”弗吉尼亚大学的鲁姆说，这就意味着它的方案是可以在美国实现的。“我已经成了一个渐进主义者——先从小的开始，看看是否可行，然后再做微调。加拿大就是这样做的。”加拿大在1971年通过了第一个全国性的产假法，之后就一直在做调整。2000年的时候，它把产假从6个月延长到了1年，其中4个月归母亲休，剩下的父母双方都可以休。其间他们可以拿到55%的收入（有工资限额规定），这笔钱由国家的失业保险计划来支付，而且回去上班的时候保证有工作。

吉利布兰德的《家庭法案》看来就像是在以加拿大为样本。由于它从未被拿出来讨论或者修订——参议院财政委员会(Senate Finance Committee)默默地把它打入冷宫一年多——连成为众矢之的或者做出让步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法案尚不能把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小孩变成“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它或许是最具可行性的方案。

卡米雷生完女儿9周后，回到Orbotech上班。“我的感觉是，感谢老天爷，我终于可以跟人，而不是一个小肉球说话了！”她大笑着说道。她在这家公司干了两年，负责销售和发货。2013年，她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这一次，她可以享受公司的短期失去工作能力薪酬规定，因此可以拿着三分之二的薪水休6周产假（依据《事假和病假休假法案》，她又休了6周的无薪假）。后来，她开始考虑将来。在波士顿，两个孩子一年的托儿费用就会在2.5万美元左右。刨除汽油钱、吃饭的费用以及其他开支，她能交给家里的钱少得可怜。所以，在距离休产假还有3个月的时候，卡米雷就告诉经理她准备辞职。

“公司完全震惊了。”她说。当然，她可以先休假，然后再宣布不回来了，但卡米雷不想这么做。“从个人和职业上说，我本来是可以过河拆桥的。但那样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她一直待在家里。儿子查利(Charlie)现在7个月大，女儿凯瑟琳(Catherine)也已经快3岁了。每天，卡米雷都在跟尿布、奶瓶打交道，还要见缝插针地打瞌睡。她说，从某些方面看，养孩子可比工作累多了。“在托儿所，会有人帮我记录下孩子点点滴滴的成长。他们会给我送便条，说，凯瑟琳的奶瓶已经从6盎司换成了8盎司的。但是带查利，就得我自己去留意。”有时候，她会想念在Orbotech的工作，打算等孩子们都进学校念书后，再回去工作。她只是希望不会有人太介意她履历上有那么长时间的职业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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