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荷 | 二胎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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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天气总有些怔怔忡忡的感觉，出了被窝，也时常觉得皮肤还没来得及醒过来。天蒙蒙亮，刘莉早早地起了床，洗好脸，走进隔壁的小卧室，给去世的大女儿胡慧姗的镜框也“洗个脸”，做好早饭，等着小女儿起床，然后送她上学。出门的时候，照例对着小卧室说一句“幺幺，我送妹妹上学去了”，晚上睡觉之前，也要照例对着卧室说一句“幺幺，睡觉了哈。”

——以上是我虚构的刘莉的最新的一天，我大概有七八年没联系她了，我们之前的最后一次对话是在2009年，她告诉我又生了个女儿，可她依旧忘记不了大女儿，有个好心的建筑师为胡慧姗做了个“一个人的纪念馆”，房间是粉色的，里面布满了各种15岁女孩生前留下的遗物：照片、书包、笔记本、乳牙、脐带。这是个世界上最小的纪念馆，红砖铺地、灰砖抹墙，通过一个圆形的天窗，阳光会洒入房顶下这片粉红的空间。

那一年，刘莉已经41岁了，由于大女儿胡慧姗在地震中逝世，她才有了这个二胎女儿。

2012年07月17日《南都周刊》刊登过一篇《失独者之痛》的封面报道，记者李岩写道“在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灭顶之灾前，这些父母大多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困难、60年代的‘文革’浩劫、70年代的上山下乡、80年代的一胎限制、90年代的分流下岗。在积极响应‘只生一个好’的计生国策后，唯一的孩子却不幸离世，他们发现，自己的人生已然从主流中掉队，老无所依。”

刘莉还算赶上了趟，享受了国家关于四川地震之后的特殊二胎政策，如果我没有记错，地震之后，三口之家，失去年纪最小的人口，从此灭门，而这样的独生子女意外伤亡导致了地震之后大批计划生育无后家庭的产生。

最初我是在聚源中学遇到刘莉的老公胡明的。从成都去往都江堰的路，到某一个地方就“断”了，缺乏了交通工具的运输，再往里走只能靠摩托车。

都江堰是成都下面的区级城市，多少年以来都以环境清幽著称，四川大地震之后，对城市的毁坏虽然不及震中的绵阳、北川，但是聚源中学却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当时如果不是因为被人群包围着讲自己的女儿，四十开外的胡明有着放在人堆里就难以察觉的普通，而且他看上去情绪稳定，不像许多守在废墟面前的家长，攸忽过了大半生，他的人生理想非常渺小，开好出租车，把惟一的女儿养大成人。

这个理想从5月12日那天起再也无法实现了。除了在操场上体育课的二十几个孩子逃了出去，其余三个年级近八百名师生，全被埋在高高的瓦砾堆里。

他的女儿不过是这倾城之祸的一个例子，是这每天翻动着上升的数字当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

后来见到胡明的妻子刘莉，才发现原来所谓的平静就像下在海面的雪，融化了，只是误以为没有了。

“我很怕自己闭上眼睛，女儿的影像就会慢慢变淡。”从呼天抢天到平复下来，她的情绪明显有点反复，在巨大的悲怆面前，泪水并不是惟一的表达形式。

聊天的时候，这位母亲常常拉着我，她的手一直冷硬潮湿，她说，从前经常这样拉着女儿的手，两个人去街上，别人都开玩笑说她们像两姐妹。

两口子几年前就下了岗，为了供女儿读书，她四处打短工、摆地摊，为此落下了哮喘，胡明则开出租车，落下了腰椎盘突出，常年都需要作牵引，虽然生活不易，两口子却相当知足：“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怎么都可以。”

女儿很争气，成绩样样名列前茅，还凭自己的成绩考上了聚源中学，“考进去的时候才三十几名，一学期过后就成了全年级第二，那次让家长上台讲话，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在都江堰这样的小城市里，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一切超出生活的开支，但是女儿就是光，是电，是生活中的仅有的希望与梦想。

5月12日下午2点28分04秒，当7.8级的强烈地震撼动了大半个中国时，距离震中仅100公里左右的都江堰市郊，有大约800名师生的聚源中学刚刚敲响上课铃。

据亲历者说，只是几秒钟的事情，约80米长的一栋4层教学楼，在剧烈晃动了几下之后就突然坍塌，瞬间化为两三米高的瓦砾堆。扭曲的钢筋裸露在石块里，远远的，可以看到碎布、桌椅残片，和已经分不清是什么的各种残块。

“我女儿是班长，从小又懂事又听话，当时发生地震的时候，老师叫大家不要惊慌不要动，就是因为当时她一动不动，被预制板砸中了前额……”

女儿的脸原本干干净净，见到母亲之后就突然鼻血涌出——四川的民间大概有这样的说法，非正常死亡者在见到至亲的人时会有这种现象，那天在火葬者送别女儿的时候，胡明一直在用DV和相机拍女儿，“其实挖出来那天就想拍了，但当时有许多家长在，怕不太好。”胡明说，家里女儿的照片很多，但他还是想在这种时候拍下女儿最后的遗容，但在这段DV中，妻子却未能控制住自己，眼神放空一头撞到墙上。

“如果不是为了他，”她指指胡明“我就跟女儿去了。”

“十三、四岁的时候，她变得有一些叛逆，成绩下降，老师跟我说，还经常有男同学到教室门口来等她。我听别人说，班上就有好几个男娃娃喜欢她。这些事情，她回家来都原原本本跟我讲，还把情书拿来给我看。”

关于对女儿的回忆断断续续，不过绝大多数的时候，聊起那些细节，夫妇二人像是突然会忘记女儿已不在人世的事实，那时候往事倍加真切，两口子的脸上会涌现出一股与悲伤完全无关的骄傲。

我当时采访他们的时候，全家人已经搬到了地震棚，胡明的妈妈、弟弟，阿姨，全家大小都住在这里，和其他同住的灾民一样，每天的生活就是单纯的重复：起床，听收音机，吃饭，和回忆。

那些弥漫着血腥味的数字还在每天翻滚着，胡明和他妻子不过千千万万的受害者之一，还在抢险救灾的人们还来不及安慰这样的人，弥补这样的创伤。

“她作文写得可好了，以前还自己创作过一部小说，讲的是什么爱情故事……”回忆依旧是这样破碎的，连接的，像是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她脸上竟然露出了欣喜的笑容：“我想起来了，娃娃的作文我给她收起来了，回头找一下，那可是她留给我最后的东西！”

那天采访结束的时候，刘莉各种叮嘱我路上小心，保重身体，“将来就当多个亲人，有空一定要再来都江堰玩啊，”然后用力地拥抱了我一下，坐上回成都的大巴车时，我突然想到，之于天南海北的我来说，再来这里的承诺有多么飘忽，不知道刘莉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她举起手来在窗外挥手——眼角还有点点泪花，嘴角依旧努力地向上扬着。

——告别，那是一个卡在了2008年那一年的姿势。

新华社在1980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百年预报。按照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2000年中国的人口要过14亿，2050年将达到40亿。

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达成“争取在20世纪末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国家发展风险的降低，由家庭发展风险的提高作为代价。

1992年10月11号，胡慧姗出生。埋于2008年5月12日下午2:28，卒时不详。

地震发生后，刘莉每天下午两点多都要到学校去，给大女儿烧纸钱。灾后聚源中学四处可见碎片、残砖、废纸、书包，她就不停翻，总想找到点她的东西，结果有一天他们终于在废墟里翻出了大女儿的书包，里面有作业本，上面发现了她申请的一个qq号，后来别人又帮忙找到了她的钱包，里面装着大头贴，还有七十块钱。这钱还是她存起来打算给妈妈买礼物的，地震当天早上七点她还发短信给刘莉：妈妈，昨天是母亲节我忘了送花给你了，还有妈妈我忘了拿牛奶了你请大伯给我带来……

5月15日，刘莉一路把大女儿抱去殡仪馆，一路走一路哭，最后哭得声音都没得了，脑子一片空白，胡明路上一声不吭，突然说了一句，娃娃，你咋个就走了呢，你上高中的学费我都准备起了啊，刘莉一听这话，哇的一声又哭了出来。

——很久以后我才得知刘莉的小女儿也来得有多么不易。虽然政府特批了二胎的名额，但对于当时刘莉的身体状况来说，那是件极度危险的事情。

刘莉本来哮喘怀孕就很危险，作为一名极易流产的大龄孕妇，为了保胎，曾一度紧急住院治疗，经过九个多月的艰难孕育，女儿终于出生了，生下小女儿后几小时她就休克了，孩子也因胆淤症缺养生下来就抢救。母女俩在成都华西附二院同时下病危通知书。

我们之前的那一次对话，她给我发过许多小婴孩的照片，有好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对话基本没有离开过“胡慧姗”，那个已经走掉的大女儿。从四川地震回来之后，我的一个同事去做了心理康复建设，有一段时间我也不太敢和她交谈，那种悲伤会变成一种凝胶，把周围的人和事物都胶着成为一种灰暗的状态。

刘莉那几年大概都属于那种状态，在一份公开发表的口述录里面，她几乎每个字都在表达她对大女儿的思念，包括和所有身边的人主动聊起女儿，学着用女儿以前的qq来和女儿的好友聊天。即使聊到小女儿，她也总有一句话挂在嘴边“我觉得胡慧恩就是姗姗转世投胎的。”

刘莉与小女儿近照

那个关于四川地震的文件夹已经封存很久了，就连二胎政策也颁布很久了。我再打开的时候，发现了许多刘莉的照片，想起了采访她的时候，她从头到尾紧紧攥住我的手。

我没有做过母亲，也许体会不了这种心情，我也并不清楚她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还一样想念着大女儿，并且就像攥住我的手那样攥住过去的记忆久久不放。

这篇文章完成推送之前，我终于又联系上了刘莉，她说现在挺好的（我到这个时候才有机会看到留在她身体上永远的疤痕，都是怀孕时胆淤症造成的），小女儿已经八岁了，和她姐姐一样性格外向活泼，她的朋友圈大部分消息都是各种医学养生、生活常识，只是10月12号那天，她在朋友圈放了一张照片，写道：“今天你就25岁了，大姑娘了，要学会照顾自己，不要让爸爸妈妈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