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计生以性别:计划生育政策的女权讨论

文/赵思乐来源：女权之声独家

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十八大通过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下称“单独二胎”政策）。之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单独二胎”政策的落实将由各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具体方案和时间表。截至2014年3月底，已有20多个省级行政单位的落实“单独二胎”的政策进入了法律或行政程序，并计划在年内实施。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由此定下了中国人口政策的“一胎化”基调。至今，“一胎化”政策已实施30余年，对中国社会尤其是社会的性别平等状况产生了复杂而重大的影响。“单独二胎”的放开，将为性别状况带来一系列新的变化。

为了促进从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视角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2014年4月2日，多名性别研究学者、妇女权利工作者在北京进行了“计生与性别”的专题研讨会。

疑问重重：“一胎化”政策的决策过程

“谈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一胎化’政策，到底决策过程是怎么回事？”妇女权利工作者冯媛说。她就“一胎化”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过程提出了三个具体疑问：70年代末期生育率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真的有必要在推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吗？全国妇联在《公开信》发出前曾就计生措施提出过意见和建议，但在“一胎化”决策后的实施过程中，妇联为何失声严重？“男女平等”和“计划生育”两项基本国策在基层工作中存在冲突，许多基层妇女干部却同时一身二任，，她们究竟是以怎样的心态和想法来行事的？

另外，冯媛还提出，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对出生性别比和避孕措施男性参与少的简单归因，严重缺乏解释力，也不能为进一步的行动起到警示和提示作用。其实，根据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目前一些省份的藏族虽然出生性别仍然在正常值，但十多年间已经上升了10个左右的百分点，有些地方的出生性别比其实是在90年代以后才迅速升高；再比如为什么男性承担避孕节育措施总体上不到10%，但是在一些地方，甚至被认为“传统”、“落后”的地方，却有相当高的比例？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

就计划生育政策中的种种讨论，冯媛期待有性别视角的不同学科的学者都能参与，不能仅仅是男性人口学家更多地有发言权。在场的其他学者也认为，对计划生育政策决策过程的缺乏了解与研究，可能导致女权视角难以介入决策过程，使女性权利在新的计生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受到伤害。

伤害与机遇的双刃剑：“一胎化”政策对女性的影响

社会性别研究专家荣维毅指出，“一胎化”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针对妇女的国家暴力问题，即国家通过其代表或公共政策可能对妇女实施身体、性或心理上的暴力行为。她援引95世妇会《行动纲领》指出，强迫节育、强迫堕胎和强迫使用避孕药具都属于针对妇女的暴力。荣维毅认为，计生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国家暴力由于其不可抗拒性和所谓的“合法性”、“正当性”，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和警惕。

性别研究学者佟新分别以流产手术为切入点，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对避孕性别化的影响，指出在社会的既有男权文化的影响下，避孕或避孕失败的责任和伤害往往由女性承担。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讲师杨笛则强调，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和城乡差异。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第一代母亲，由于第一代家庭中多子多福观念和男孩偏好往往较为稳固，她们更多感受到无法选择孩子数量、被认为或自认为没有尽到传宗接代义务的痛苦。而对于第二代女儿，由于社会/家庭观念变化和少子化，她们获得了更多自由、资源和发展机会。但杨笛指出，少子化对女孩带来的影响并非必然是赋权的，只有在女孩获得平等的教育和就业资源已成为可能的情况下，少子化才会带来赋权，否则可能会对女性造成挫折。另外，由于政策实施过程和性别观念的城乡差异，农村女性相比城市女性更多感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伤害。

总的来说，对于不同群体，计生政策的影响是复杂的，往往具有双刃剑的效果。

女性视角失声：反对强制计生议题的大众传播

妇女权利工作者吕频从大众传播角度对反计生政策议题进行了观察，她认为，该议题在大众传播中长期缺乏女权主义和性别视角的有力发声。吕频指出，在“一胎化”政策实行的前20多年，反对的声音始终无法进入当时纸媒为主导的大众传播。2007年，政协委员叶廷芳提案要求放开计生政策，是最早使“一胎化”政策以问题化的方式进入媒体报道的事件。同样在这一年，民间学者易富贤在香港出版了反对计划生育的论著《大国空巢》。在2010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因超生被解雇，由于其知识分子身份和媒体关系，他的事件为主流媒体所报道。这些事件逐渐使民间反计生人士结成同盟，反对计生政策的声音也进入了媒体视野。

在2012年6月，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与易富贤发生了一次正面争论。在这次争论中，女权主义者提出观点：一方面要反国家父权和计生中的暴力，另一方面要反家庭父权。她们随之提出了“我的子宫我做主”的女性生育自主权主张。然而，吕频指出，女权主义者的发声没有进行相应的新闻操作，也没有进入大众传播，因此在舆论上无法平衡反计生人士的父权观点。

同年，陕西冯建梅被强制堕胎事件在微博上爆出。时值新媒体议政活跃后期，配合一系列新媒体操作，该事件引发了公开而且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成为揭露和反对强制计生的标志性大众传播事件。

吕频指出，在反计生议题的大众传播中，公民生育权与国家人口红利的角度往往被捆绑提出，而女性生育自主、反对性别暴力的视角却是缺失的。

跟进女性诉求：放开“单独二胎”之后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宋少鹏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暴力对女性的伤害是毋容置疑的，但“单独二胎”可能导致的对女性就业的不利、激发城市家庭的父权文化、导致出生性别比进一步失衡等等问题也应该被重视。

宋少鹏指出，从女权的角度探讨计划生育政策，核心问题应该是女性生育自主权的问题，以及与男性享有同等发展机会的问题。因此，政策中应有维护女性生育自主权和平等发展权的相应措施。另外，宋少鹏认为，女权主义者和政策建议者需要警惕性别中性政策背后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性别中性政策往往对强势的一方有利；在抽象化的自由主义权利话语下，弱势者面对的负担和不自主将被掩盖。

“单独二胎”决定放开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城市女性和年轻女性对生育自主和就业机会表示担忧的声音，女权主义者也就家庭父权的上升的可能进行了一些论述。两者并没有进行有意识的配合，但吕频指出，女权主义已为前者承担着“支持计划生育”的污名。她建议，女权主义者应就计划生育政策中的国家暴力提出鲜明的反对立场，并理解和解释不同的女性群体对计生政策的差异感受，在开放“单独二胎”的大背景下跟进女性的权利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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