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二胎,“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会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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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浪,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终于有了质的松动。昨日今晨,国人纷纷热议五中全会一大“干货”:放开二胎。


看一个国家的潜力,一个重要指标,是要看主流人群的年轻化程度。就像看一个村子有没有希望,关键是那里有多少年轻人,能不能留住年轻人。


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近十年都是社会热点话题,甚至已经老生常谈了,历届两会,委员代表对此议题讨论热烈,年年议,话相似。如今,终于雷声过后,见了中雨,久旱甘霖,可喜可贺。


但是仅仅放开人口生产的口子,远远不够。关键是提升人口质量,改善中国新人口生长的制度环境。譬如在中国建设“美丽乡村”,最重要的是什么?年轻劳动力的数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是,能不能留住年轻人。如果一个村子青年人到了成年人年龄就悉数背井离乡、进城做农民工,那么广大农村照样还只剩下留守儿童和老人,未来在哪里?希望在哪里?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部电影拍摄于1959年大跃进时期,是中国左倾政治推动中国农村“大干快上”的特殊时代。其中不乏蛮干色彩,但那时年轻人立志建设家乡的干劲却令人感动,他们把青春的汗水洒在本村“水利”和“电力”开发中,无怨无悔,少数几个想进城的年轻人,成为被讥讽的“后进”对象。


再看现在中国农村。年轻人走了大半,除了在《乡村爱情圆舞曲》这类爱情肥皂剧中,你能看到一群年轻人聚在村子里不厌其烦地搞对象闹误会,很难再看到写实的影视剧里,年轻人在建设家乡中,发挥了怎样的主导作用。而诸如《乡村爱情圆舞曲》剧中那里的村干部村委会倒是写实的,从支书到村主任,一天到晚就是劝架打嘴仗,几乎没什么正事可干。


“美丽的中国乡村”为何留不住年轻人?关于这个问题,三农专家已经做过不少技术式解读。在这里,我只从常识出发,删繁就简,指出三个“病灶”所在。一言以蔽之,曰:“三无”所致。


哪“三无”?无组织,无地权,无文化。


这个无组织,并不是指中国农村没有基层组织,而是现在的基层组织大都无法解决本村农民各自为战的“涣散问题”。人少了地少了集体企业没了,村财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除了卖地一条慢性自杀路,再无其他路可寻。九年前,我曾随民政部督查组采访东北某村。村主任告诉我们,没钱,没经费是他最头痛的问题。村里基本已经没有集体企业,“两补一免”后村财政艰难维系。农业税、义务工没了出处,村里的福利、公益事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比如,他们村委会早就筹划为村里修路的事,可村财政没钱,又不能向村民集资,还不能摊派义务工,所以这件事就始终搁浅。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一盘散沙”迄今还是老大难问题。


所谓“无地权”,是指中国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土地所有权。这直接影响到青年人对“美丽田野”的信心,更谈不上他们对土地的长久规划。如今,随着大学扩招加剧,农民子弟大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很多也不愿失去农民身份,但目的不是建设家乡,而是占据土地的“转租费”,等着分一笔“征地补偿款”。


所谓“无文化”,就是目前中国农村,大部分缺失文化生活。青年人在这里,找不到精神寄托。前几年经常看到“脱衣舞下乡”报道,随后是文化稽查人员“辛勤打击”……这些报道不是令人感到痛快而是悲哀。


不让农民看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很简单,最大的问题是“不让看”之后,能提供农民什么文化生活?如果以麻将赌博替代脱衣舞,在颓废的精神底色上,会有什么本质区别?


中国农村总人口在减少,但怎么说也在6亿以上,这么庞大的人口有很强烈的文化需求,他们需要娱乐。在过去,他们有很多集体活动替代了文化生活;今天,集体活动跌入“撂荒”窘境,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沙化,甚至喝酒打麻将就是文化生活的全部。如此空虚的文化环境,如何吸引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久驻?


回望30多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的“土地承包制”,开天辟地地激发了世界最广大群体——中国农民的活力,那不啻于是新时代的第一场“土地革命”,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以及农村的土地性质变化引发的新的生产关系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再加上现实所期待的以工业化现代化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远未完成,而今,30多年前的“土地承包制”所激发的“三农”活力已近枯竭,青年人走了大半……要想让中国农村找到希望和未来,唤回青年人,必须从全面深化改革做起,再度进行制度创新、“二次土地革命”,注入新的生产活力。庶几,则“美丽乡村”恐为水中捞月的梦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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