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简史(5):中国计划生育理论是怎样形成的?

生育计划调节理论，源于人口增长与有限资源相平衡的思想。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几何级数式增长的无限性与耕地粮食生产和工作岗位算术级数式增长的有限性之间会发生矛盾，人口增长需要由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灾难（战争，瘟疫，及各类饥荒），道德限制和罪恶（包括杀婴，谋杀，节育和同性恋）进行控制，使二者之间进行平衡。马尔萨斯所处的英国和欧洲，大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对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实行自由的市场调节，政府不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更谈不上国家对生育这样的家庭行为进行计划控制。

20世纪50年代中国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认为，国家必须得控制人口规模的增长，以适应有限的耕地和粮食供给能力。他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1]由于前述最高决策者毛泽东主席在人口控制方面先是批判马寅初计划生育的思想，后来也犹豫不定，没有有关计划生育系统和明确的论述和指示，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开始提倡计划生育，但是计划生育并没有成为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

人口简史(5):中国计划生育理论是怎样形成的?-怀孕期
1978年以后，中国在人口理论方面的研究，向着有利于政府进行生育计划调节的方向进展。提倡中国对人口进行控制的学者马寅初获平反。1979年，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时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陈云的亲自敦促下，为马寅初平反。因言获罪而得到平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不同观点百家争鸣的宽容和开放政策。马寅初先生这时也已经98岁高龄，听到平反的通知时强调说：“二十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2]言下之意，国家要尽快实行计划生育。

中国适度人口规模研究兴起，主流意见认为，６到７亿规模为宜。最早研究中国适度人口规模的是南京大学的孙本文教授，他在1957年就提出，根据人口规模与粮食生产及人口就业两个因素，提出中国适度人口以８亿最为理想。[3]当然，他的这种设想，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不可能为决策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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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和陈玉光研究员认为，在消费和积累一定比例的条件下，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一方面决定着消费资料的增长，从而决定着一定消费水平下的社会总人口；另一方面通过积累和固定资产的增长，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的提高程度不同制约着吸收劳动力人口的数量，从而也决定着人口总的数量。他们从1950到1979年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7.3%的速度，预计今后几十年内中国经济增长应当在6—7%之间。另外，他们也从国内外过去30年的统计资料分析，今后我国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在6%左右，工农业技术装备增长率在5%左右，从现代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人口比例和稳定的零增长率社会人口的年龄组比例推算，我国总人口数量应当保持在6.5亿到7亿之间对经济发展最为有利。[4]

宋健等学者，用控制论的方法，从人口规模与食物生产和淡水资源的平衡关系讨论，认为从食品的角度看，中国未来21世纪后半期的适度人口应在7亿或者7亿以下；从工农业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淡水资源看，我国在21世纪的人口总数应当在6.3到6.5亿之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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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的胡保生等学者，也从粮食产量、动物蛋白供应、生活和工业交通占地、淡水资源、能源生产、人均收入、人口老化、全球人口比例等多目标考虑，用系统工程中的多目标决策技术和方法分析了中国未来的适度人口规模，认为保持在7到10亿为好。[6]

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在形成中国计划生育理论方面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于是从各种约束条件计算的未来，甚至是100年时间中的适度人口规模，大体为6到7亿人，被学者们预测计算出来。根据这样的适度人口规模，就要对人口的数量进行控制，甚至是从当时已经接近10亿人口的规模，下降到6—7亿人口硬性的削减性的计划调节，这也成了中国长期一胎化政策的理论依据。否则，二胎和二胎以上的生育，都不可能达到6—7亿这样“适度”的人口目标。关键是生育权要从家庭收归到政府进行管理，生育由分散的家庭决策改由国家集中计划进行，以便使人口数量与粮食、就业、淡水、土地等资源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