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绘留下来的二胎,被改变的人生

放开两胎，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束

作为曾经受限的存在

他们在博弈下生存、成长

展开各自被改变的人生轨迹

今天，隐形人带你走近三段“留下的”人生

母亲决定将我生下来，父亲也很支持。尽管计划生育抓得紧，尽管我的到来对这个家会是个实实在在的负担。农家人的心思很单纯：一子一女才是个“好”字。

1995年10月，平凉这座小城已经开始泛冷，月末差不多就要落雪了。

11月来的时候，母亲携着7个月大的肚子，裹着厚厚的红布衫在干冷的地里和父亲一起搭建蔬菜大棚，行程很紧，蔬菜需要一定的温度才能度过寒冬，这关乎粮食和整个冬天的生计。村主任任天才这几天也很紧张，就要进入元月了，这一年的计划生育指标还没有达成。

白天，母亲尽量都待在地里忙活，好躲开计划生育委员的盘问。几个月前，我还是安全的，因为土地分产到户之后，之前每天签到、干活时有人监督的机制已经废除了，在自家地里，母亲不用担心自己的肚子被别人看到。

计生委的人一连四五天来到我家打探母亲的消息，试探性地与守在家里的奶奶交锋。他们问母亲的腰怎么显得越来越粗了，奶奶也是稳得住场面的人，“天太冷穿得厚呗！”扑空几次之后，计生委的人不再有耐心，天气确实越来越冷了，上交工作报告的日子也快过去了，下一年的指标还没下发，这是一段难得的空闲日子。

农家进入冬闲时期，三个月里，母亲不曾也不敢出门，每天补洗衣服，做做针线活，拆拆尿布，为我的到来做着准备。父亲去酒厂打零工，做一些类似翻酒糟的力气活，贴补家用。

我出生地很顺利，从阵痛到生产，前后不过5、6个小时，母女俩都很健康，全家高兴极了，亲戚们直夸母亲会生，想什么来什么。母亲从医院回家的时候，6岁的哥哥正坐在门槛上哭，满脸泪珠。“哭什么呀，快看，你妈妈给你生了个小妹妹！”姑姑一手抱着我，一手扶母亲进屋。哥哥一路跟着，“咯咯咯”笑个不停，小脸上还挂着泪珠子，凑近我后，皱皱眉说了一句“怎么这么丑啊，都不乖”，惹来一屋子的笑声。

等到我安安稳稳长到6个月，母亲又开始有了新的担忧。平日里我是不敢出去抛头露面的，每次带我出门打预防针，母亲都战战兢兢。按政策，我不该生；按政策，我的出生是要罚款的。

转眼，农家地里都栽满了一畦一畦绿油油的小葱，我家的葱却栽得很不安生。消息自然是瞒不住的，又赶上1996年后季，计生委新一轮监督工作要展开了，妇女主任李湘玲一天之内跑了六趟，催母亲结扎。夫妻两实在没办法，连着种了三天小葱。母亲更是三天没怎么好好吃过饭，毕竟她当时也不过25岁，听人说，结扎很疼。

先给肚子打上麻药，麻醉几分钟，顶上的圆灯绞了下来，护士开始端着盘子，准备好刀子剪子，一割一扎一缝，用手摸的时候会有一条棱。早上由李湘玲陪着去，当天下午母亲就回家了。隔天，那种伤口上抹了辣椒的灼痛感让她第一次觉得有些吃不消。现在每逢天阴，那条棱还会发痒。

我的户口才是真正让一家人头疼的地方。一千块的罚款对于一个20年前的普通农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靠着几亩地，父母亲一年的收入也就两三千，一年过半，手头现金不超过五百块。“罚款我们就算借钱也交，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得给孩子把户口办好！”不曾念完小学的母亲跟村里干部对话的时候丝毫不怯场。

就这样，我活到了现在，各方面的表现还算争气。最重要的是，因为父母亲的努力，我名正言顺，不曾受过黑户的苦。

阿杰直到大学报道时，才拥有了自己的身份证。

因为是不在指标范围内的超生，阿杰一直上不了户口。带着“黑户”的标签，他走过了小学、初中，直到高二，才通过找关系正式上了户口。他清楚地记得，初三毕业报考学校的时候，身为“黑户”的自己还因查不到户口苦恼好久，最后托人才成功入学。

阿杰（化名）是家里第四个孩子。唯一的男孩子。

阿杰家是湖北人，父母均出生于四十年代，“谁家生得多，谁家劳动力多”，于是七十年代间，夫妇二人一鼓作气生了三个，都是女孩。那一时期，政府会对超政策生育的家庭有一定政治、经济上的压力，但是并没有特别严格。很多地区都默认家里头胎是女孩，是可以再生二胎的。

而在当地，普遍性观念认为家里男孩越多，这个家地位就越高，越令人艳羡。

阿杰的家族里只有父亲一个男丁，三个姐姐在家族观念里被认为是没有香火的传承。

父亲不甘心，于是就有了阿杰。

然而，八十年代初，严格一胎化政策在全国普及，已经怀胎七月的阿杰母亲被抓去强制引产。

做引产手术的医生刚好是他们家亲戚，悄悄把“毒针”换成了葡萄糖。阿杰就这样“幸运地”提前来到了这世上。

作为超生的孩子，阿杰是一个不被允许的存在。出生不久后，阿杰的姨妈他带进山里抚养，避避风头。

然而，东窗事发，阿杰父亲受到了处分，原本是地方武装部部长的他被撤职、开除党籍、并处以百元罚款。阿杰母亲把家里养了很久的牛卖掉才凑够了罚款——这头牛是他们家唯一的资产。这对于本就困窘的家庭着实是不小的惩罚。

失去工作的阿杰父亲只好去生产队劳作，拼命挣工分，来养活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后来又在粮食加工场生产线上工作，每个月挣一两块钱。经人说情，才保住了父亲的党籍。

阿杰的妻子栗子（化名）是家里的头胎，有一个超生的弟弟。弟弟顺产，但出生之后就有人给政府写“人民来信”举报了他们家。由于当时爷爷是当地镇上德高望重的银行领导干部，爸爸妈妈人缘也很好，因此只是受到了千元罚款，之后上户口求学之类都还算顺利。

栗子认为，在计划生育大背景下，许多家庭的二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自己是女孩，爷爷没有亲兄弟，后来生了自己的姑姑们，只有爸爸一个男丁，父母受到延续香火观念的影响，她理解他们生下弟弟的举措。小时候的栗子并不觉得重男轻女现象有多严重，反而长大后越发觉得这种性别对待上的不平等。

现在，阿杰和栗子共同打拼，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房车，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开放单独二孩政策时，有不少人在他们耳边“吹风”，如今，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出台，夫妻俩到显得不为所动，“国家的政策无非是针对经济形势和人口结构来调整，是国家发展方向大的趋势，但对我们自身并没有特别大的触动。”

阿杰认为，自己和妻子要不要二胎并不会因为要去响应国家的政策，而会从自身生活和经济状况去考虑。如果生活比较稳定、收入也比较稳定，会去考虑。但不会因为周围舆论或者社会上的压力做决定。

“我们这一代，思想比较开放，接受外来事物比较多，自我意识强一点，不会顾及那么多。”阿杰认为，养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需要倾注很多精力，而他们还没有做好把精力全部倾注在孩子身上的准备。

前不久，在河南驻马店某小学五年级的月考中，婷婷（化名）考了全班第三名，父母为了奖励她，购置了她最爱吃的巧克力。

婷婷是国庆期间出生的孩子。2004年10月，刚刚出生六个月大的她差点被村民丢进自己家门口正对的水渠里。那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的一个村庄，姓氏宗族是这个村子的血脉。当然，除了婷婷一家和几户同样从外地务工来到这里的人。

婷婷是二胎，大她五岁的姐姐出生在1999年的春天，身体健康，并无残疾。在当时的暂行条例里，如若夫妻二人结婚多年不育，抱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的，在农村（不包括固原、海原、泾源、西吉、隆德、同心、盐池山区七县少数民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最多生两个，不准生三个。很显然，婷婷不属于“保护范围”。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婷婷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声啼哭声都令父母饱受煎熬，“左邻右舍都能听到我家又有个孩子没有办法，为了她我能拿着铁锹和他们拼命，可是我一个外地来的，还有老婆孩子，我很难受，左右为难。”对于婷婷家这样的外来户，超生的代价意味着得不到责任田、自留地，按婷婷父亲的话来讲，“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在这个村子根本站不住脚。”

自从怀了婷婷，母亲每次看到家门口的水渠都心有余悸。在那条水渠里，曾经被村民扔进一个女婴，在“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的封闭村庄，弃女保男基本是大家的共识，“如果是个男孩，他们不会扔的。”婷婷爸爸说。婷婷出生那天，父亲为了不让邻居知道自己家又多了一个孩子，打电话给丈母娘到家里来接生，房门紧闭。为了掩饰怀孕迹象，婷婷母亲在怀胎十月中躲躲闪闪，很少出门。

纸终究包不住火。婷婷出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村子，村民响应政策号召来到婷婷家，开始了一场“正确的审判”。家中黑压压十几号人叫嚣着、罚不起、赔不起，现实就摆在了婷婷一家面前，而年仅六个月大的婷婷，被妈妈护在躺在炕头上，还不知道此时发生了什么。

婷婷父亲早已不记得是谁先喊出了那声“扔掉她”。急红了眼的他拿起铁锹和村民抗争，最后为首者给了婷婷爸爸一个月时间处理婷婷的事情。

四十几天后，同样是一间北方的砖瓦平房，婷婷裹着棉被躺在炕头上，这里是河南驻马店，婷婷爸爸的老家。他准备让女儿在这里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以自己外甥女的身份。

临走前，婷婷爸爸为女儿起了一个名字，单字楠，谐音“男”，希望女儿可以像男孩那样不被遗弃，受到公正的待遇。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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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二胎也好

他们最大的幸运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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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 吕蕊魏雨帆

自述 | 徐璐

编辑 | 罗昌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