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文化史:自由与生命是一场日益更新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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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358000智慧型微友同路同行』

按：未婚生育众酬罚款——一对年轻男女挑战“公序良俗”的“行为艺术”，又引出了人们对生育权利的讨论。在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孕育”早已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现象了，它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经受了制度化，也被迥然相异的社会意识与修辞所解读。人们从诋毁子宫、到赞美孕育，又到为妊娠赋予权利话语……当孕育生命这个自然现象被社会制度套上了重重枷锁后，我们该如何审视“怀孕”这个文化事件？

从被诋毁的子宫

到发现生命的神奇

“如同我的房门大开着，陌生人走了进来，他们四处搜寻，……就好像我的身体里被植入了一个间谍，在它的详细审查面前，我有着负罪感和自觉意识。”克莱尔·汉森教授，选取了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利用英国两百多年间妇产科学文件，以及大量以怀孕为主题的女性写作文本，包括女性自传、小说和女性主义理论写作，来谈论怀孕与医学发展，文化环境与社会伦理之间微妙的联系。他不动声色地把关于生命伦理的思考，植入阅读者的脑海里。

怀孕文化史:自由与生命是一场日益更新的战争-怀孕期

在《怀孕文化史》这本书的语境中，怀孕不是一个自然的生命活动过程，而是医学与文化共同塑造与构建的产物。医学与生物学尚在蹒跚前行的时代，怀孕，如下雨般，似突发事件。人们在尝试着去认识、理解它，甚至控制它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颇具时代特色的理念。星转斗移，事过境迁，回头探望那些过往的理念在历史中游走的痕迹，犹如看一部悬念迭生的小说。有些情节，想来后怕，比如把怀孕有妊娠反应的妇女，当做病人对待。以至于有人说，怀孕就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严酷考验：身体的分裂，自我和他者、自然和意识、生理和语言的分离与共存……怀孕就是一种被制度化、社会化和本质化的精神错乱。”

现在医学的发展，让人们对怀孕的整个过程，都有较为科学的认识，而这认识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认识到女性身体极为重要的器官——子宫的功能。这个千百年来总是与耻辱和痛苦相连的器官，担负着人类最伟大的任务——孕育生命，也担负着所有的道德压力。子宫不断地被诋毁，被侮辱，被损害，被唾弃。子宫的周期性内膜脱落——月经，在人类很长的历史里，被认为是肮脏邪恶的。当一个子宫恪守自己的职责，开始孕育生命时，社会文化，却往往充当着法官的角色。未婚先孕，在不同的文化里，都是被诋毁的，子宫有时被社会文化改造成了悲剧的制造者。

女权运动狂飙突进时，连女性都对怀孕充满厌恶之情，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表达了对女性受孕身体的强烈反感，她甚至认为，正是子宫的存在，让女性不得不承担生育的功能，从而使女性成为奴隶和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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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的思想先驱：波伏娃

人类花了几千年的时间，终于第一次看到子宫内的世界，看到整个怀孕的过程。2005年，３Ｄ和４Ｄ超声波技术，为人类带来了一个豪奢的喜悦，美国国家地理推出一部珍贵作品《子宫日记》，记录一位母亲从受孕到生产的全过程，把生命的形成首次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适才恍然大悟，所有的一切，都是源于人类对自身的无知。对子宫的赞美本早该降临。

人体最大的细胞——卵子，与人体最小的细胞——精子，遇到一起后，所有与生命有关的神奇，便如花绽放。两个细胞的融合，到心脏细胞第一次跳动，再到初具人形，精致的细胞组合，完美的构造，巧妙的功能，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子宫中微笑的胎儿，也是让人感动得哭泣。时间静止，死神敬退，在生命的美好与神奇之前，所有叙事都黯然失色，此时，只有抒情才能抵达真理的吉光。回顾此前对子宫的态度，渺小而无知的人，只能选择为自己的顽愚怅悔。

在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作用下

浮出地表的女性经验

无论在哪个领域，文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对世界的感知。但是，有些切身的感知，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改变的。《怀孕文化史》一书，摘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法国学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对自己的怀孕经历的描写：“难以形容的胚胎原子正在体内极度膨胀。语言必定是遥远而隐晦不明的，话语总是太过晦涩与抽象，无法言说这种神秘时刻的涌现，它们的作用在这难以想象的空间里，完全失效了。”这种感性的描述，完全超越了文化的圈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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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思想家茱莉亚·克里斯蒂

克里斯蒂娃其实也是女权主义者，而同为女权主义者的波伏娃，终身未婚，终身未孕。对抗男权文化，是她一生执着的事业。对“妻子”与“母亲”角色的拒绝，与其说是波伏娃对女性利益的激烈坚守，不如说，是文化环境，让她矫枉过正了。她没有克里斯蒂娃的这般切身体验，她是用逻辑分析，推断“怀孕”在女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如果没有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与女权运动，无论是波伏娃对怀孕的抗拒，还是克里斯蒂娃对怀孕经验的珍视，都无法在公共文化空间里以如此张扬的姿态得以表达。女性的声音，在历史上长久地沉默，女性的生命经验与肉身存在，一直被隐匿被遮蔽，在未得以充分表达的基础上，还需要接受男性的目光巡视，以及，社会文化的价值规训，成为没有被照亮的幽暗，带着羞耻与禁忌的标签，笼罩在家庭与社会中。而女性对自身经验的表述，判断与观点的公开言说，拆解了性别话语以及背后的权力格局，才让人们得以确认，这是共同承受的困境，而非私人的道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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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女权运动

女性的书写，在另一种层面上，也是一种邀请，邀请所有人，分享关于人的处境。显然，书写也是女权运动中最柔软最有力量的权利声张，在文字间辨析的生命经验，确立女性可能的权利，呼唤人们自觉承担命运，而不是机械接受，它使得写作者和读者的自我，得以强化。自我活跃到什么程度，个体的力量就会强大到什么程度；这样的力量，与个体之外的世界相抗衡，从各样的压迫与规训中逃逸出来。

所以，几年之后，女人们又拥有了一本书，意大利女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献给世界上所有女人的书”——《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崭新的生命在身体深处低回涌动，要求母亲给予回应。法拉奇原先以为，这个孩子的质疑是这样的：你准备接受我的出生，还是服从社会伦理，暗暗地阻止我的出生以维持你享受的尊严？当她知道胎儿十四天时就有跳动的心脏和循环的血液，她的认知被颠覆了，她决定当一个单身妈妈，这个决定，与促成这个生命的另一个人无关，而是她自己的选择，如此勇敢：承认自己不再爱一个曾以为深爱的人，接受自己在情感关系中的错误、挫折，此间所需承受的重负，都视为专属于自己的礼物，尤其是挑战名誉且极易被认为是羞耻的胎儿，她要去回应它去爱它，这是她的权利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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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传奇女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

虚无是自由最沉重的羁绊，而生育可以是一件属灵的事情，仿如被选中来迎接造物的祝福与文明的新生，这样的女性经验，归属于现代民主文化所滋养的人格。但是，法拉奇的选择，最终被身体自身的规律所中断，男人粗暴地踢到了她的肚子，她流产了。这个勇敢的女人，有强大自由意志与美好的信心，仍不足以支撑一个孩子的诞生，追逐自己想要的荣耀。她竟然被一个关于流产的故事打败，而转折点却是肉身的脆弱，如此平庸。

法拉奇的孩子，最终只是一个未出生的孩子，而她的坚强，反过来要求她承认自身的软弱，怀孕的身体需要呵护，她需要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保护，需索爱、尊敬以及真实的关切，而非全然独立的个体。她宣告自己有成为单身母亲的权利，但也必须以相同的勇敢承认，怀孕时女性，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极易受伤害，她需要制度的庇护，免于恐惧，免于傲慢无知的拳脚。

自由与生命，

这是一场日益更新的战争

但是，事实更加复杂，在怀孕这件事情上，若引入国家与社会视角，多一个生命，资源就必须重新分配，责任也必须重新加以清理与承担，正是这分配与承担，让女性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自由与生命构成了难解的矛盾，落在最真实的生活层面，女性的选择权与未出生孩子的生命权难以和解。

而对这样的困境的突围，女性在漫长的历史中，都无法向外寻求社会制度的支持，只能朝向私人生活，朝向家庭内部，使得女性主动或是被动地做出偏离人道与爱的选择。比如，家庭财产的分配，在中国历史上，为得到财产，一个女子处心积虑要怀一个男孩的故事，俯首即是，她把自己的子宫，当场了博弈的工具，成则荣禄加身。把身体的一部分作为博弈工具，这在女性文化研究者高彦颐看来，是弱者的抵抗，而且因为文化本身的畸形，成为畸形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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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堕胎的艺术作品

更现代也更人性的抵抗，来自以自由与法治为核心的文化秩序。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自由与生命，演绎出一场日益更新的战争，其焦点为堕胎。在强调权利与尊严的现代社会，堕胎这一控制怀孕的积极手段，延宕出一个舆论战场。尤其在美国，关于堕胎的争论，长久不衰，承受肉体与精神痛楚且不愿生育的孕妇，与法律地位不清的胎儿，构成冲突——它牵动着道德，宗教，与政治立场，成为公共政策辩论的对象。女性的堕胎权使得美国政治发生分裂，支持女性堕胎权的被称为“选择派”，反对堕胎的称为“生命派”，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成为政治保守与开明的一个标准。彼此对立的两个派别，对生命的宗教信念，与对自由的世俗崇拜，水火不容，各自组成强大的利益集团，用选票和游说影响政治进程。

讨论的最重要的核心之一是，子宫中尚未出生的生命，是否有人的权利；在宪法规定的关于个人自由的权利中，是否足以涵盖女性自行决定终止妊娠的权利。著名的“罗伊案”，判定堕胎权受法律保护，但人们不久就发现，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样的自由姿态，就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无法再关闭。德沃金在《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中，对这个案列颇为重视，包括之后与它有法理延续性的“凯西案”，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不容侵犯，但是生命派的一方虽然找不到法律支持，却有民意的支持，为了尊重他们，美国最高法院在“凯西案”中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堕胎权的法律限制与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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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者半裸抗议反堕胎的集会

子宫中的生命，在不断成长，子宫外的成年人，那些已经诞生的生命，一边维护自己的权利，一边讨论那个未诞生的生命是否有完整的权利。这可能是人类社会最尖锐的困境，衔接了过去与未来的历史，衔接了不可见的生命与可见的权利。而对于人类来讲，这个未解的难题，太令人痛苦。如果一个女子被强奸致怀孕，她是否有权终止妊娠，阻止这个生命的诞生？如果那些未出生的孩子，将会显而易见威胁到已诞生的人们的生存资源，它们是否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堕胎，其本质是否就是谋杀？

此类问题的思考，依然纠结，无论如何，有关生命伦理的理念，在不断完善，于人类，确是幸事。但愿更多的人相信，生命是带着祝福与恩典而来，所有的纠结和不堪，都有最符合人性与正义的渠道来消释自己。

怀孕文化史:自由与生命是一场日益更新的战争-怀孕期
作者: [英]克莱尔·汉森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怀孕、医学与文化（1750-2000）
译者: 章梅芳
出版年: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