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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6年前 (2018-02-23)来源：怀孕期阅读量: 438
全面二胎来了！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29日闭幕，会议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
昨夜今晨，全面放开二胎的消息成为爆点，各种解读随之而来，民间智慧依旧最活跃，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如下热闹情形——
比如，关于二胎的最经典的评论：421阵型变成422阵型，中场球员要被累趴下。
比如，二胎概念股横空而出之时，空方在第一时间做出如下回应——
再比如，与之前计划生育政策高压下的宣传语相对应，如下标语或将成为流行——
……
热闹的背后，实则是对人口政策的另一种解读。
先来看看咱们的人口政策经历了哪些变化——
1949～1961
政府严格限制流产等，鼓励人口增长，人多力量大，英雄妈妈。
1962～1969
限制生育政策提出，并在部分市、县试行
1970～1980
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
1980年～1984
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1982年成为基本国策。
1984：在农村放宽了生育二胎的条件。
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11：全国放开双独家庭生二胎政策。
2013：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
2015：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再来看看下面几组数据——
10多省份人口流失量超200万，部分省份持续净流出。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较之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人口净流入地区有14个，净流出地区17个，人口流失数量超过200万的省份已超过10个，省际人口流动呈加速态势。
东北拉响危机警报:人口加速减少已影响经济复苏。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黑龙江、吉林、辽宁的生育率分别为1.03%、1.03%和1.0%，远低于全国水平的1.5%，仅比北京、上海等极少的城市略高，甚至比日本和韩国都要低。按照国际标准，低于1.3%被称为"超超低出生率"。
单独二孩后，新生人口低于预期。根据国家卫计委确认，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共有145万对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39万对办理了手续。而卫计委一度的预期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全国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
十三五对中国来说非常关键，人口又是这个关键时期的一个重要按钮，跟消费、就业、养老密切相关。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而此次二胎全面放开的速度之下，亦是高层已然认识到了目前人口危机下的重要性和严峻性。
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尽管依然顶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帽子，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严重扭曲。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2014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37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0.1%。按照人口统计学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即为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已经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体现为程度高，还体现为老化速度快。尤其是1960年代第二次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后，老龄化更是加速推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与老龄化相对，少子化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查阅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人口调查数据可以发现，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一路走低，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2010年的16.6%。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即为“严重少子化”。青少年人口减少将对未来的消费、劳动力供应、创新等经济活动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另一个正在敲响的警钟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减少。根据统计，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以每年数百万的幅度净减少。与此同时，现存的劳动年龄人口内部也出现老化现象。这对长期以来占据世界工厂地位的中国是个巨大的冲击。劳动力供应不再充裕得“取之不竭”，支撑中国经济创造奇迹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
更值得关注的是，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人口结构叠加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直接给未来养老带来挑战。统计学者姚美雄认为，未来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会增大，家庭和社会也面临养老风险的冲击。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将使大批中青年人口陷入养老困局。
与此同时，姚美雄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到2020年，全国24岁到28岁的男性总量为4900万，22岁到26岁的女性只有3900万，相差多达1000万。这意味着，数量众多的男性将会被排挤在婚姻之外，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新的风险。
中国人口所面临的危机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生育限制政策、城镇化等。其中，城镇化的影响是不可逆的，而调整生育政策则可以直接对人口结构产生影响。
“到2020年，全国范围内用工危机、养老危机等问题会叠加在一起，带来巨大的挑战。立即放开全面二孩，然后放开生育限制，并在合适的时候鼓励生育，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三大危机，却是最直接、最可行的一个对策。”姚美雄说。
低生育率或拖累经济发展
在人口学者看来，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就在释放一个又一个预警信号。除了2012年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单独二孩政策全国范围内遇冷之外，预期中的第四次婴儿潮没有如期而至也是一记警钟。
按照人口生产规律，1986年到1990年中国的第三次婴儿潮发生后，在这代人生育高峰时段，应该出现一个相应的回声婴儿潮。再加上2013年底开始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有关部门一直确信，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出生堆积。但观察最近十年的年出生人口，并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潮峰。
婴儿潮爽约更加印证了人口学者的判断：目前中国整体的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总和生育率也已低至值得警醒的水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当年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1.18的水平。考虑到漏报因素，这个数据没有被官方采信。但据多位人口学者的研究，中国总和生育率目前在1.4左右，远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
由多位人口学、心理学博士联合完成的《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表明，1980年以来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呈减少趋势。平均理想子女数目前基本稳定在1.6至1.8之间。
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中还存在着一定的落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学者郑真真曾经参与对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的五年追踪调查。结果发现，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人群只有三分之一最终生育了二孩，有一部分声称要生二孩的，后来并没有生二孩。
郑真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总和生育率走低并不奇怪，因为遏制生育意愿的三个因素在现代人群中非常明显，包括进度效应（越推越晚就不生了）、不孕效应和竞争效应（在事业和生育的竞争中选择前者）。
由于低生育率对经济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导致人们对低生育率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人口学者黄文政称，低生育的前几十年是享受人口红利，后面可能上百年要还债，拖累经济发展。
中央党校经济学者周天勇也认为，人口因素是中国目前出现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婴幼少青年等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通过消费群体和收入边际消费率的不同，影响国内的投资消费，进而使经济下行。
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还有一个身份，人口问题学者。今年7月，有媒体曾关注过携程网的“民间人口实验”。从2015年1月1日开始，携程网为员工提供零利率俗称“超生罚款”的社会抚养费贷款，在当时，6个多月过去了，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只收到了数个真正的申请。这是梁建章在企业内部实施的这一民间人口实验，贷款时限最长可达10年，在携程内部受到员工好评不少，但实际的反响则一般，除了数例真正申请的人之外，咨询了解的人有十几名。
在携程，70后员工有1800多人，其中非独人数为650人左右，由于年龄原因，这些人的生育意愿一般，很多符合条件的70后也都放弃了生二胎。他的人口实验进行了近11个月后，全面放开二胎已经成为现实。当时，媒体与梁建章之间有一个对话报道，或可作为了解中国人口现状的又一扇窗口。
“中国的生育率不会超过1.7”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关注中国的生育政策问题？
梁建章：这与我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时的研究方向有关。当时，我从不同途径收集来的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差别很大，而深入研究后发现，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已经下降到世界上最低国家之列。
比如，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已降到1.22。当然，对于这个数据会有不同解读。有人觉得会有偏差，可能存在漏报的情况，但就算把漏报的因素考虑进去，以漏报10%-20%的比例计算，中国的生育率也不过是1.4-1.5，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数字了。
时代周报：按照你的研究，如果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新增人口情况可能会如何？
梁建章：近年来，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是1.7-1.8个孩子。例如，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问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8个和1.6个。
在没有任何生育政策的限制下，意愿生育率只有1.7。而实际生育率会远低于1.7，因为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不孕或不婚，还有很多人虽然想多要孩子，但经济和事业上不允许。所以，如果没有限制生育的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不会超过1.7的意愿生育率。
还有一个有力的论据可以说明，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率也不会大幅上升。在全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的20世纪80年代，有四个地区作为试点，没有实行一胎化政策。它们是甘肃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和湖北省恩施。这四地是典型的中国欠发达地区。而经过20多年的观察，这些地区的生育率不超过1.8。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担心放开生育政策后，生育率会大幅反弹甚至超过更替水平，真正的问题是，放开二胎还远远不够。
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可是，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才完成一半。今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移居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50%上升到20年后的70%。
目前，上海和北京的生育率是低生育率的世界冠军，只有0.7左右。如果上海是中国其他城市的未来，用70%的城市化率来计算，加权平均生育率就是0.7×70%+1.8×30%=1.03（农村姑且假设仍为1.8）。这意味着，中国的生育率会降到接近1.0，这将是灾难性的，因为那时候，每代人都会减半。
时代周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发达国家，生育意愿通常高于生育行为，但在发展中国家，生育意愿低于生育行为。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某些地区接近发达国家，有些地区接近发展中国家，所以，生育意愿并不能准确反映生育行为。与此同时，单独二孩政策落实至今不过一年，有些人甚至因为今年是羊年而主动避免，所以，一年的时间太短，不足以反映单独二孩政策的实际效果。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梁建章：一般来说，生育意愿通常高于生育行为，这是因为，从“心动”到“行动”。只有在缺乏避孕措施的情况下，生育意愿才会低于生育行为。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申请人数是最多的，这是因为存在“生育堆积”。国家卫计委最近也承认，“单独二孩”的全国申请数量，在2014年6-7月是每月15万对左右，目前每月只有8万-9万对。
而“今年是羊年而主动回避”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一份公开的学术研究报告《吉年生吉子·中国生肖偏好的实证研究》显示，从全国来看并不存在生肖偏好，出生人口规模的波动，更多是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其中1949—2008年间兔年出生的人口最多，达1.15亿人；而鼠年出生的人口最少，仅为9728万人。羊年虽然被冠以“不宜生子”的帽子，但羊年的出生人口总数较鼠、牛和猪年都多。同时，大众热力追捧的2000年（千禧龙宝宝）、2007年（金猪宝宝）和2008年（奥运宝宝），并没导致出生人口总数有重大波动。
中国的人口危机就像温水煮蛙
时代周报：经济学家早几年就开始讨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最近两年，制造业企业感受到了，服务业也能感受到，但普通人不太能体会，中国人平时的直观感受还是“人太多”。中国的“人口危机”什么时候会全面到来？
梁建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下降，2012年减少345万，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又减少371万人。一些中国人的直观感受还是“人太多”，那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中国的农村人口实际上在减少。
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中国的人口危机就像温水煮青蛙，会慢到在一两年的时间跨度里根本感受不到变化。而且，因为经济的自然适应力，特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韧性，在人口危机逐渐显现的过程中，整个社会会不断调整，灾难可能不会突然出现。
但如果从10年、20年、30年这个尺度上来看，那将是一种翻天覆地，触目惊心的变化。
时代周报：人口红利消失会对中国社会造成哪些影响？
梁建章：长期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首先就是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这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
低生育率也会削弱中国经济的创新和创业的活力。随着人口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年轻人的上升空间缩小，其创新和创业活力会大幅下降。
时代周报：一些出生率低的地方，会采用输入新移民和外地劳工来缓解。对于这些已经产生的影响，中国有什么实际的解决方法吗？
梁建章：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可以通过输入新移民和外地劳工来缓解老龄化问题，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不可能采用同样的方法。因为，上海户籍人口1400万，外来人口约1000万，但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中国人能吸收几亿外国移民吗？
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必须主要依靠中国自己解决，其中一个主要措施就是要提高现在过低的生育率，以便减缓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趋势。
时代周报：如果近阶段全面放开二胎，还合适吗？
梁建章：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有20多年。全面放开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时代周报：其实，影响生育行为的因素很多，比如社会政策、妇女就业，而生育政策只是因素之一。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其他因子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于生育政策？
梁建章：影响生育行为的因素，生育政策的作用比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大。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验表明，生育率的高低其实主要不是由生育政策决定的，而主要是由社会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可以比较一下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台湾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
印度早在1950年代就开始实行“提倡少生”的政策，到现在还没有改变，而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仍达到2.65。
俄罗斯（以及前苏联）长期鼓励多生。然而，从1960-2000年，俄罗斯（以及前苏联）的生育率总趋势是不断下降：1960年总和生育率为2.52，1970年下降到1.99，1980年下降到1.89，2000年下降到1.21。近年来，俄罗斯生育率有所上升，但仍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提倡少生”的政策，1970年台湾总和生育率为4.0。在1990年代，台湾人口政策开始发生转变，提倡“适龄结婚，适量生育”，近几年更进一步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2012年台湾总和生育率只有1.26。
（文章根据第一财经日报、时代周报、腾讯财经等公开资料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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