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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6年前 (2018-03-15)来源：怀孕期阅读量: 868
(右为周治云，左为周治云之妻）
【常识君废话多，可快拉跳过】国庆假期快结束之际，常识也开始重新工作啦。成都出了难得的大太阳，心情愉快，这篇文章就当常识送给读者诸君的国庆礼物了，望请笑纳。
其实报道的采访工作在今年4月清明小长假的时候就结束了，但因为诸多因素，报道一直难产，甚至差点胎死腹中。作者最后反复修改了六次之多，变成了如今的模样。虽说问题依然存在，但作者尽力了，她也足够真诚。
就在常识君准备推送这篇文章的时候，作者依然要求最后一次再修改一下。一个严肃认真的写作者多半是不自信的，忐忑不安的，王汎森甚至说“刚刚写定那一刹那，我已经对写出的东西感到不满意了”，我想，这时对于读者，我们需要的大抵是宽容。
推送的第二篇文章是作者的采访手记，详细记录了其采访经过和心路历程。一般说来，报道追求理性客观，而采访手记因为掺杂更多个人感情和因素，更易打动人。
最近刚去世的张贤亮有一本书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而在常识君看来，某种程度上，《新闻报道的一半是采访手记》，最后祝读者诸君阅读愉快~
73岁的周治云相信，35年前的那场手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1979年，周治云38岁，正处于他生命的黄金时期。因为掌握果树栽培技术，他被临时聘请为卧龙乡公社第九生产大队的果技员，成了这个公社基层干部中的一员，不仅不必每日从事集体劳作，每月还可以多领五到七元的补贴——普通社员辛苦一年才只能挣够勉强糊口的工分。
但接踵而至的灾祸，却是周治云从来没有想过的。
噩梦的起端在1978年3月，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1979年，周治云的家乡——四川省邛崃市卧龙乡决定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特别是各级干部”，要给人民群众做榜样，积极主动带头结扎。在他们看来，能够立马凸显带头作用的方式，就是结扎。
按照规定，已有两个孩子的周治云也是结扎手术的动员对象之一。果然，时任乡长的陈泽根找到他，“派你给政府带头做个计划生育结扎手术”。周治云有些不情愿：“我都40岁了，孩子也10多岁了，还有必要去吗？”
“你带个头嘛，”周治云模仿起陈泽根当时的语气，“如果有问题的话找政府。”在得到了这样的承诺之后，周治云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和另外两名公社干部一起，响应计划生育号召，去平乐镇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
手术结束后，周治云的腰上肿起了一个大包，“一直都腰痛，走路都痛。”在病痛的折磨下，周治云暂停了自己手中的工作，吃着卧龙乡的计划生育站开的消炎药，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
几个月后，身体略有好转的他重新回公社报道，却被告知已停发工资了，并被公社派人遣送回了家。周治云觉得这些不幸都是结扎手术引起的，但卧龙乡计生办主任何述良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周治云做完手术后仍在公社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被解雇是因为遇上了政府清理“临时工”的运动。
2006年，四川省邛崃市人民医院为周治云做了一次全面检查，诊断的结果是“右附睾精子淤积症”。 虽然附睾淤积症是男性输精管结扎术的并发症之一，但是在检查过程中，医生“未扪及（没有摸到）右输精（管）结扎痛性结节。”
这也就意味着，仅凭这次检查结果来看，无法证明周治云的症状是否为结扎手术后遗症。至于“为何过了20多年才去检查”这个问题，周治云夫妇始终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拿着医院的检查结果，周治云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上访。
按照《节育并发症管理办法》和《节育并发症鉴定办法》，成都市政府将周治云列入了计划生育专项补助，每年可以领取到由成都市和邛崃市计生局发放的1800元补贴。
何述良说，这是自己作为周治云的表侄，为他争取到的已经是补贴中最高的等级了。但周治云的妻子陈泽玉算了一笔账：“每年拿1800块钱，每天5块钱，一个月就是150块钱。现在生活提高了，这点钱哪里够用嘛。”
于是，在2014年1月7日，周治云再度托人向邛崃市公众信息网“市长信箱”投了一封《给政府带头做计划生育结扎手术带来的34年伤痛》的电子函，两天后，卧龙镇人民政府《关于周治云信访反映问题的答复意见书》（以下简称为《意见书》）就到了他的手上。
《意见书》承认周治云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给出的处理意见是“按照政策规定，继续发放1800元的补贴，待有相关补贴政策时再按政策调整补贴标准。”
而令周治云一直耿耿于怀的术后修养期间被欠发的果技员工资和补贴问题，政府方面给出的答复是“目前暂无政策依据执行”。
显然，周治云对处理结果不太满意,“主席说我们国家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小康生活。我这样算不算小康生活？一年吃肉，都是碰到他们（别人）做活路喊我（去吃），一年就吃过两回。这种就叫小康生活啊？”
周治云的这种情况，依据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申请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但周治云现今却没有养老保险和低保。何述良表示，周治云的一对儿女完全可以赡养两个老人的生活，所以他家里并不符合条件。“政策能解决的，都已经给他解决了。”
何述良回忆，1979年计划生育政策刚开始推行的时候，还没有强制到每个人，如果当时周治云不去就算了，最多喊他回到农村去，“最多就这个结果。”但到了1983年的“大结扎”情况就不一样了，“仅一年，我们卧龙就结扎了一百六十几个男的，五百多个女的。”
而周治云的医疗事故，只是那个计划生育年代的一个缩影。
在农村，计划生育的实施往往伴随着现代文明难以想象的野蛮和血腥。由于目标人口数量过于庞大，再加上在农村的基础设施与医疗卫生条件十分有限，“当年的卧龙农村里，结扎手术有时在地里头就做了。”何述良描述：“稍有资质的乡村医生就用刮胡刀的刀片给符合条件的村民做手术，每天结扎就磨钝了一二十把，确实有点乱整。”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卧龙乡却把提倡当作政治任务来抓，政策更是被直接解读为“一安二扎”——一个孩子就安避孕环，两个孩子就结扎。“超生了第二个第三个孩子，挨打的也有，关起来的也有。违背条例无计划怀孕的，就引产。”
计划生育还被列入对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中，何述良说，在当时，“如果村子有超生，村长就扣奖金扣工资。”同时采取一票否决制：“市上和乡上签有目标责任书，按照责任书中规定的计划生育数严格实施，计划外超生的，就一票否决，各个乡有各个乡的措施。”
基层政府面临着极大压力，计生政策的执行也就越发严格和僵化，何述良说，因为一票否决制的影响，“只1982年到2000年间，我们卧龙就少生了六七千人。”现今，计划生育政策因实施方式及其带来的负面经济和社会效应而备受争议。
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开放“单独二胎”，即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不变的情况下，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此来平衡和缓解几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诸多问题。
四川省响应中央号召，前不久出台了一则《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单独两孩政策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特意强调抓好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
“坚持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一票否决制不变，完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纳入各级领导班子政绩考核，纳入党委、政府重大事项督查范围，逗硬问责（四川方言：硬斗硬，动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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