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女性深受怀孕之苦

时间:6年前 (2018-03-17)来源:怀孕期阅读量: 617

导读:

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后,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营养的不足,使她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萨苏撰写,发表于《史客1202》上的《延安女性深受怀孕之苦》一文,讲述了延安时期女性受的苦与痛。


延安抗大的女学员


中国现代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直接表现为一系列的解放运动,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叛逆者、逃亡者和理想追求者。走出家庭,叛逆社会,抛弃“三从四德”的旧式道德伦理,是青年知识女性踏上革命道路的必然开始。这场革命从来不提倡性解放、性自由,但在旧伦理已经被委弃,新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之际,婚姻自由与性自由曾一度蔓延过。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


这种极端行为很快就被革命组织制止了。


中国革命是在极其残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表现在婚姻关系上或极端过激,或因战争环境无暇他顾而失控,或不得已而为之。“当时,井冈山上男女关系是比较随便的,双方一对歌,中意了,就可以成为夫妻,住在一起。”苏区最初简单的婚姻条例,是王明从苏联改进引入的,1931年11月,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这固然为解除旧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为革命婚姻关系的解除提供了便捷。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共22条。之后该条例在1944年3月和1946年4月两次修订,对其中离婚条件都做了具体的列举规定。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法律条文的执行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在1939年4月以前,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婚姻主要是靠组织纪律来约束。恋爱结婚的条件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为:25岁,8年军(干)龄,团级干部;后者为: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八路军的团职干部,男女双方必须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双方年龄之和为50岁。对此,笔者至今没有查找到任何具体的组织决定,估计很有可能只是各地,甚至是各个部门自行拟定的,执行当中也时常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比如,当时驻守在米脂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规定的婚姻条件就宽松得多:红军时期入伍的连以上干部、抗战时期入伍的团以上职务,年龄在28岁以上,即可就地解决婚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感觉到,随着革命女青年的到来,婚恋情况也多起来。为了不影响学习,他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抗大政治部做出决定,要求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可是不久,抗大一位校领导干部没有报告,就与女学员结婚了。有人汇报后,毛泽东一纸手令,将该领导撤职,并降一级使用。莫文骅又觉得事情处理得严重了点,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情信。毛泽东叫人把莫文骅喊去,当面责备说:“你这个莫文骅,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结婚的是你,现在说情的又是你,出尔反尔,怎么搞的嘛?”莫文骅自知理亏,赶紧检讨。后来,抗大发生黄克功事件,大家知道问题严重了。


受托随何穆、陈学昭夫妇到延安的夏沙,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在抗大总校文工团工作。抗大总校于1939年迁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又回晋察冀。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她带着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回到了延安。


17岁时,她与文工团一位同事恋爱。不料,另外一个同事在与她接近过程中却使她怀孕了,这时她刚18岁。她相信组织,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交代,并请求处分。张际春给她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的处分,但劝她结婚。张际春说,共产党员不结婚生孩子,怎么向群众解释?也不能把你长期“坚壁”在山洞里不让人知道。你们感情不好,生育以后可以离婚嘛。1942年,张际春调任八路军野战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抗大来了新的副政委,他说共产党员怎么能那么随便,结婚不久就离婚?


为保护儿童,陕甘宁边区政府明确规定严禁打胎,“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论”。私生子与一般婴儿享有同等待遇,“周岁以前之婴儿,无论由母亲养育或雇人养育,每儿每月均发保育费10元;周岁以后的婴儿,领取半成的伙食粮费,并发给保育费5元,不领伙食费者仍发10元。”(这个时期,八路军津贴每月标准是:战士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5元,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津贴也是每月5元。)


这样的婚姻制度和婚姻环境,这样的胎儿保护政策和儿童保育政策,给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后,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这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因为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呀!


面对突如其来的孩子,她们一筹莫展,怀孕后的妊娠反应接踵而至:


本来延安的小米饭、南瓜汤、盐水煮土豆,吃得香喷喷的。可是妊娠以后却难以下咽。……有的孕妇反应严重,吃进多少吐出多少,吐完了食物吐胃液,吐完了胃液吐胆汁,好像五脏六腑都在腹腔里翻滚。本来延安的饭菜营养已经够单薄的了,加上不能进食,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即使是矫健的年轻女战士,也会变成病号。胎儿的营养全靠母亲自身储备,十月怀胎,待婴儿呱呱坠地,做母亲的臼牙开始摇动脱落,脸上出现皱纹,脑筋反应迟钝,达不到一个战士的素质要求了。


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而她执意离开毛泽东,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时,年方28岁。


十月胎成,接下来的生育,对这些战争环境中的知识女青年来说,有时甚至是生死考验。


1945年9月,正是重庆谈判的时候,王丹一在清凉山窑洞宿舍里生产了。


艾思奇在另外一间窑洞里写文章,我在窑洞宿舍里,没有灯光,感觉得痛疼难忍,就哼叫了。隔壁××夫人听到了,叫来艾思奇。艾思奇束手无策。这位夫人让勤务员赶快叫来中央印刷厂卫生员,问我预产期是哪一天?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预产期。这样,就在窑洞宿舍里生了。


……只有一个勤务员,年纪太小,什么也不懂,第一天帮我们洗了一下,以后就不干了,脏衣服放在窑洞里8天没人碰。


1941年3月,曾志住进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妇产科准备生产。最关键的时候,接生的医生们都去吃饭去了,产房里只有一个护士。孩子顺产出来时,护士没有接住,“咚”的一声,竟然掉进了产床下面的铁盆里。这个孩子就是陶斯亮。孩子生下来了,但吃饭的医生还没有回来,她就只能在产床上躺了有一个小时,才被抬进病房里。“病房也在窑洞里,这个窑洞还住了一个女同志,刚分娩两天。我被抬进病房后就再没有人来管我了,而我却开始大出血。想请医生来,又不好意思让刚分娩的病友去,这个时候我真希望医生能碰巧来一下,哪怕进来一个护士也好呀,可始终等不到。直到我感觉快虚脱了,才告诉对面床上的同志,她立刻起来,看我脸色苍白,马上去叫来了医生,此时我已失去知觉了。”她是陶铸的夫人,尚且如此,其他人住院生产的护理情况也可想见了。


“当时延安条件困难,不是生下小孩就有托儿所。……许多母亲为了给孩子一点营养,十分辛苦,要自己养羊、放羊才能挤出羊奶给孩子吃。为了给孩子做饭,要到大伙房后边拣煤核,才能烧起小炉灶。”当初奔向延安的知识女青年们,都是怀抱着一腔救亡报国,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热忱,可以说,她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叛逆了旧家庭和旧社会,来到革命队伍里还要回到窑洞,回到家庭,去带孩子。


她们有了孩子,她们便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缚在一个狭小的笼子中了!她们迈动不开脚步,向学习,向工作,去进取她们自己的希望。为了抚育着革命的新的一代,她们是愿意付出最大的牺牲与忍耐的。因此,烦恼与劳累,不能使她们发出一句怨言。只是她们不愿意放弃为革命所应尽的母性外的人性的职责。她们在矛盾中挣扎!


革命女青年们作为妻子和母亲,在生育中所经受的流血、疼痛与伤心,直接剥落着她们的飒爽英姿;而回到窑洞抚养孩子,日常生活的平庸与琐碎,则间接侵蚀着她们的壮志豪情。


而最让她们心痛的,则是母性与事业的两难。革命对于革命者来说,总是第一位的。于是,就出现了将孩子送给老乡临时抚养或永久抚养的事情。可惜,陕北老乡们家里的条件之简陋,又往往是出乎想象的。

1941年3月,韦荧在中央医院生育后,身体非常虚弱。她与艾青商量后,决定把孩子暂时托放在附近的一个老乡家,准备等自己出院后再接回来。一个月后,他们去接孩子时,“推开门,发现主人不在,再看炕上,婴儿身边放着一碗小米汤,碗里还趴着一只苍蝇。……孩子骨瘦如柴,显然是缺少营养的缘故。不几日,这个孩子终于夭折了”。这是韦荧与艾青婚姻中的第一个孩子,给他们刺激很大。孩子死后的第三天,他们两人在窑洞里枯坐,半晌都没有话。


石澜在抢救运动中生下孩子,但觉得最痛苦的是生下孩子后又被迫丢弃孩子。“1943年我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后,用乳汁哺育了将近一个月,当婴儿第一次向我发出天使般的微笑时,我是多么地陶醉啊!但就是在这时,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舒同要到前方去,我必须随他同行。这是大局,我别无选择。当我把自己的幼儿,从怀中用双手托起交给一个陌生农妇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这个年仅26岁的小母亲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昏倒在农妇的家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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